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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-09-19 10:50:40|  分类: 学而习之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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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史通》与刘知几

北京大学——图书馆学系教授——陈 秉 才

刘知几(公元661——721年)字予玄,徐州彭城人。出身贡绿之家,远祖为汉朝皇族。其文有词学,官宋州司马、侍御使。伯父与著作郎、弘文馆学士与修国史、实录。知几自幼由家学薰陶,喜读史,年十七博览群书。读书“触类而观,不假私训”(《史通*自叙》)、勇于质疑,钻究穿凿,尽其利害得失。他曾提出《汉书》不应立《古今人表》,《后汉书》应为更始立纪。当时闻者,共责其“童子何知,而敢轻议前哲!”(《史通*自叙》)。后读张恒、范华之书,知已暗合于古人,而与流言上的士难以有共同语言。早年的这种求学精神,对于他后来的独断之学的形成,无疑是个良好的开端。二十岁时,他“射策登朝”,举进士,授获嘉县(在今河南主薄。此后,他潜心于史学研究,旅游京洛,“公私借书,恣情披阅,(《史通*自叙》)积累了广博的知识。这期间,他曾两次上疏,指陈时弊,批评了当时官爵乱滥、赏罚不公、法网严密、重用酷使、冤狱四起,刑戮无度弊政。他希望武则天虚心纳谏,改玄更张。然而,吏治益坏。他在四十岁时进入馆阁,授任史官,但却因不苟合于世俗,又无法坚持“据事直书”的原则,虽“见用于时,而志不遂”(《史通*自叙》)在郁孤愤、无以寄怀的心情下,毅然提出辞职。但辞职未准,他就于余暇著述,终于在中宗景龙四年(公元710年)完成了疑结他毕生的心血的杰作《史通》。此后他升任太子左庶子、崇文馆学士,加银青光禄大夫。玄宗时,在升左散骑常待,继续修撰国史。后因为子申辩,被贬为安洲都督府别驾,不久死于任所。后来玄宗读到《史通》, 甚为称道,追赠刘知已为工部尚书。

刘知已一生著述甚多,与修《高宗实录》、《中宗实录》、《则天皇后实录》、《三教珠英》、《文馆辞林》、《性族系录》、《唐书》等。除代表作《通史》外,其它著作大都亡佚。

《史通》共十二卷,四十九篇。内篇十卷,三十六篇(今佚三篇);外篇十卷,十三篇,类容大致可分五种类型:一、说明写作动机、宗旨、经过及作者简要平生,集中于《自叙》、《许时》两篇。二、评论史籍、史家和评论标准,有《辩职》、《疑古》、《惑经》、《申左》、《五行志杂驳》、《摸似》等十四篇。三、史识、史法,《直书》、《曲笔》、《品藻》、《本记》、《书志》、《编次》、《言语》等二十余篇。四、史料签别、处理、《采撰》、《裁文》、《补注》等篇。五、唐以前的史学史,有《六家》、《二体》、《史官建制》、《古今正史》《杂述》等篇。五条概括为一点,就是总结史学得失,启示史学发展方向,所述内容之丰富,范围之广泛,评说之犀利,观点之鲜明,思想之深邃,在古代史学史上是仅见的,其贡献也是重大的。

贡献之一: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了封建社会前期史学的成就、利病得失。(1)总结了唐以前史学各流派的特点和演变。他指出:“尚书家”为“刊约”三代藉典之作,“春秋家”为“属辞比事”编年大事记,“左传家”为释经作传之编年史,“国语家”为国别史,“史记家”为纪传体通史,“汉家书”为纪传体断代史,(《史通*六家。此外,对六家的源流也分别概述。(2)对唐以前的史藉体裁优劣进行比较,他指出,载笔之体不外编年、纪传;而此二体以有得失,“欲废其一,固亦难矣”(《通史二体》)。因此,二体应进行于世。(3)总结各种体例,深入探究史籍编纂方法。如对本纪的写法,他认为应与编年为主,不宜混同体系。凡无年号者不应纳入本纪。(4)对史学发展的评述。一方面评价了古代史官和功过及其对于史学发展的作用;另一方面又概括了古今正史产生发展过程。这里的所谓正史指编年体和纪传体史籍。(5)对古代优良文学传统及病症进行总结。优良传统指直笔,反映真实的历史。不良之风为曲笔,屈服于权贵的淫威,歪曲记载历史。(6)对国家与史学关系进行了总结。指出政权对史家的干涉迫害,或者身膏斧诚,或者书填坑窖是历史发展的障碍,直笔见诛,曲笔封候。是造成记载失实的主要原因。伯为史家应以董狐、南史为榜样,勇于斗争。作为国家政权对此亦应有所“惩革”。

贡献之二:创造了史学“三长”理论,并应用这个理论总结历史,启示史学发展方向。“三长”即才、史学、史识。史才指史家编撰史籍的技巧方法,语言艺术、表达能力、排比史料等等。史学指史家广博而专精的知识,识别史料的真伪的功夫。史识指家洞查历史事件之是非,判断历史人物善恶之能力,勇于坚持“好是真直,善恶必书的原则(《旧唐书*刘子玄传》),即评述历史的观点和立场。史学“三长”既是评述历史的指导理论,又是史学家必须具备的条件。

贡献之三:提出了许多精确的、深刻的历史思想。如他提出,历史应该发挥劝戒、教化的作用,提出善恶曲直的标准,使骄君乱臣“知惧”;记载历史,褒贬以实,不凭感情;圣人有其长短,不可盲目崇拜,对其著作、应“切磋酬对”(《史通*惑经》),敢于质疑;历史是前进的,社会是变化的,对历史的遗产既要继承,又要变革;王朝兴亡、并非天命所致,而在人事;反对记事神怪,谶纬邪说,反对用五行灾异解说历史;史家天职是“记功司过,彰善瘅恶“(《史通*曲笔》)不畏强暴,敢于大气直书”、“申强项之风”;发挥独断之学,反对史馆垄断史学。诸如此类,都反映了刘知几高于一般史学家的胆识、追求真理的精神和摆脱暴政的桎梏的愿望。当然,他的思想不可能避免地有其局限性,如道德决定的唯心史观、名教思想、门第观念、不赞成为陈胜立世家等等。尽管如此,刘知几的贡献还是主要的。

综上所述,可以说刘知几是中国古代杰出历史著作家、史学评论家和理论家。尽管后来有人攻击他,“前无圣哲”,“词复有激,诋诃太甚”(《史通*郭序》),这却以反面告诉我们,刘知几和他的《史通》是触犯了封建统治观念的,这正是他的精华所在。有人提出:“《史通》应该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必读书之一”这是很有道理的。

学而习之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1年9月19日星期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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